再次应予以强调的是，判决说理是依法裁判的重要构成性要素，是法官所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

在普通法的法治原则中一切行政行为本质都是议会命令的执行，行政是议会授权才得以成立的，那种所谓行政权天然拥有立法权不得侵犯固有权限的施密特式教义在英美是无法想象的。[63]相同观点，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39页。

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法的范畴并非本文讨论范围。不过，基于上述两种迥异的性质，现实立法往往会呈现一定程度上的交错，根据这种交错可以将所有的法律规范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立法类型Ⅰ、Ⅱ、Ⅲ与Ⅳ。首先，当我们在说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时候，有时实际指的是行政法学上特别强调的自然正义或正当程序原则。[9]第二种解释模式主要来自德国（包括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上的主流分类。例如，具有全国性范围效力的立法实际往往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域适用，换言之不具备地域意义上普遍约束力的情况较为常见。

[20]启蒙运动时期最激烈而明确主张立法应当抽象的论者是卢梭。法国是立法抽象性思想的发源地，其理由是平等原则。支持法律的多样性，并不等于同意法律多元论的主张，后者认为存在多种不同的法律形态，如国家法之外的民间法。

这一方面是因为，由于数字法学极力主张自己的实践功能，所以它基本上只能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如果实践意义可包括间接方面，那么理论法学也具有实践重要性。然而，这种想法其实颠倒了法律的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其中的价值部分也被称为理想理论，而概念部分就是后设理论。

但这种常规的检讨并不是我的反省方向。无论国际法学所遵循的逻辑有多特殊，[3]数字法学的支持者都不会主张说，数字法学是如同国际法学一样的法学异类，因为他们无法否认以下这点：如果数字法学成立，那么它所针对的主要还是实在的国内法，而不是此外的某种内容。

先来看实在法体系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关于某些内容属于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共识时，人们才能说该部门法的存在是个事实，而且还是个个人无法改变的共识，无论你的反对理由有多强劲，语词有多锋利，态度有多激烈。[46]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7-28.[47]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96.[48]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41.[49]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39.[50]See Joseph Raz, The Law's Own Virtu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9, No.1(2019), pp.7-8.[51]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42-43.[52]See John Gardner, From Personal Life to Privat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95-231.[53]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94-99.[54]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7-1199页。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

[68]当然，如果你认为法学教育体系与法学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那么数字法学作为一个法学教育的专业，仍然可能具有教育学上的坚强理由。因此，尽管一开始的确可能有很多实在法的漏网之鱼，但在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的双重拾遗补缺之后，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构成真正的挑战。这后一种情形，我说的就是数字法学。[34]这表明，对我来说，即使划分标准的说法成立，划分标准也不应当包括调整方法这一次要部分，因为这犯了倒因为果的逻辑错误：是因为它属于某一部门法，所以应得某种调整方法的对待。

[10]这也是我认为法理学者应参与法律与科技之讨论的核心理由。[58]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此处没有篇幅讨论的问题，即诉讼法到底属于何种部门法。

[26]身为最高法的宪法，不但本身充满价值语词，并且还会以合宪性审查的方式，来评估哪些回应该情形的做法由于并不违反宪法而被法体系所允许。[28]参见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5-148页。

或许这个直白的问题更容易说明这一切：可以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外寻找解决方案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行，那么你就不会认为存在着很多对实在法体系的挑战。进入专题： 数字法学 部门法 公法 行政法 。在我看来，划分标准遭遇的最大麻烦，就是它根本就不是具有规范性意义的标准，所以也无法顺利发挥如下证成功能：只要特定分类结果是依照该标准获得的，那么该结果就具备正当性。如果你的答案是可以，那么你就可能在挑战宪法的至上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在过去它们就是这样做的，在未来它们还会这样做。同理，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诉讼法学，等等。

如果你也同意必须以实在法的方式回应人类实践，那么你就会同我一道，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或类似的想法，例如更哲学化的自然法直接决定法律实践的主张，都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尽管它们背后可能有着善良的愿望，但这似乎就是它们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将部门法划分设定为一个关于法体系的话题，并且由于其中的法体系只能被理解为实在法体系，即由目前正在生效的本国实在法所组成的国内法（domestic law）体系，以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为对象的国际法学就不是一个跟实在法体系有关的话题，所以它被视为一个无关部门法划分的特例。

在理论上讲，授予权力的法律提供了做成某事的方法，如果你满足了该方法的要求，那么你就能做成相关的事务，反之，你就只能面对目标落空的挫败。因此，同样无法用服从还是不服从来表达法官在这种情形中的行动。

[5]如果你认为实践意义仅限于直接方式，那么理论法学就是无实践重要性的。但我的想法非常不同，我认为公私法划分根本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特定法律文化的产物，它有不可撼动的牢固基础，任何试图挑战这个划分的努力都将被这个基础粉碎。

我曾经在他处明白表示过：大致上只有关于清末变法的法律史学讨论，才可能是法学院里面的法律史学，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实在法体系的样子。除非出现如下情形：数字化对应用法学的冲击如此巨大，以至于既无法通过现有部门法学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分别吸收这种冲击，也无法以形成数字法学这样全新部门法学的方式作集中处置，而只能对整个法学作彻底的数字化转变。这是因为，应用法学必然是以实在法为对象的，且实在法是由不同部门法组成的特定基本框架，所以一旦影响或撼动这个基本框架，似乎影响或撼动这个基本框架就是在影响或撼动整个实在法（体系）。他们往往更容易认同公私法划分的社会事实属性，却不容易认同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法等划分有着同样属性。

这不仅是重要的一步，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认为这还是从前法律世界进入法律世界的一大步。[12]参见陈景辉：《法学性质争议的历史——评舒国滢著〈法学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70页。

[55]但尽管如此，仍不能由此推断公私法划分不再成立。[51]授予公权力的法律使得人们从前法律世界进入法律世界，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使得在这个法律世界中的人们拥有控制、引导和计划自己的生活的能力。

不过，其实对于可能性二，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理解一，在不改变目前部门法划分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仍有理由将数字法学视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如果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划分标准只是对已经存在多种部门法之既存事实的事后说明，那么该既存事实的出现才是核心。

理解二，要想确立数字法学之独立部门法学的地位，就必须修正该基本框架。更具体的说法是：使得一个合乎法治之法秩序成为可能的宪法，与其他授予公权力的公法一道，确保个人直接控制、引导、计划自己的生活最终成为法律上的可能。因此，即使承认它的确是对A部门法的挑战，但这不等于它构成对A部门法所属之实在法体系的挑战，因为该法体系还包括其他的部门法，而它们将有可能成功吸收这个挑战。由于实在法只是个抽象概念，它必须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部门实在法，例如民法、刑法、宪法、诉讼法等，所以应用法学一定会由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等具体子学科组成。

[20]基于下面谈到的理由，我不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值得仔细地理论讨论，它基本只能被认为是对纳粹法律的事后应激反应。这个概念体系包含三个要素：实在法规定、实在法体系、[25]实在法理论，所以任何特定实在法（规定）的具体含义，一定还取决于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

否则，就缺乏对法律、法体系或法律实践的恰当理解了，这也是概念理论或后设理论的意义之所在。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部门法划分的真相是：社会事实在先，划分标准在后，划分标准不过是为了使现状具有正当性而作的事后伪装。

也就是说，数字化的重要性使得整个法学都应当数字化，所以尽管数字法学仍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但它其实是全新的和更好的应用法学，而不只是应用法学的某个组成部分，即作为部门法学的数字法学。它就像如下这位神枪手：他总是先对一面墙壁射击，再用粉笔以每个弹着点为圆心画圈，以显示他百发百中，但在真正的战场上，他只有等死的份。